巨人倒下后，身后遗留大片森林，夸父的乱发化为茂密丛林，罗伯-格里耶 的去世，也许宣告新小说运动的终结。其实新小说运动早已式微，即使罗伯-格里耶永生不灭，也不能逆转现状，甚至可以大不恭的说，新小说运动的兴旺本身就是 伪现象，新小说是句文化口号，对普罗大众从未产生过影响，即使这个小说流派中，曾经出现过两位诺奖得主，1969年的塞缪尔·贝克特(是否应该纳入新小说 作者尚存争议，我本人站在反对者一方)和1985年度的克洛德·西蒙。真正关心罗伯-格里耶的永远是批评家，而他们也从未正确解读过罗伯-格里耶的作品， 包括对其推崇有加的罗兰-巴特在内，罗伯-格里耶深知这点，他把试图解读他作品的批评者称之为“讨厌的客观人”，小说家和评论者，天生便是相互利用的欢喜 冤家，看似有些矛盾，但却是真实。

　　去世前一年，罗伯-格里耶隐匿在路易十四时期的城堡里，悠哉悠哉的料理花卉，而外界的噪音甚嚣尘上， 他们以为可以像击倒君特-格拉斯那样，kill另一个欧洲文学教主，法国《时报》称，罗伯-格里耶于2007年出版的《伤感小说》，虽被作家自称为成人童 话，并算不上是他的一部作品。批评家们正在重复前任的工作，事实上他们从未休止过对罗伯-格里耶的倾轧，而罗伯-格里耶则安享着批评附带的利益，时而投去 漠视一瞥。所有新小说作家都是批评的受益者，上个世纪50年代，娜塔丽· 萨洛特通过向卡夫卡和福克纳致敬，表达对法国文坛的不满，揭开了新小说的帘幕，而新小说派得以成立的真正机缘，却来自批评家埃米尔·昂利奥，埃米尔·昂利 奥在《世界报》撰文攻击罗伯-格里耶，说《窥视者》的写作属于圣安娜第九房间（巴黎著名的精神病院）。他的攻击让《窥视者》销量达到了一万册。

　 　罗伯-格里耶的去世，欧洲评论界只是失去了一个标靶，如丧妣考着痛哭嚎涕的，则是远东的中国内地，那里有他的嫡系传人，中国是罗伯-格里耶的福地，他的 小说《橡皮》在法国第一年只卖出几百本，在异国他乡，一年竟售出十几万册中文译本，罗伯-格里耶生前，多次表达过对中国的好感，他的作品《幽会的房子》既 以中国作为背景，而在《致读者》一文中，他有过如此描写：

　　“我设想，在市中心一条拥挤的街巷里，广州的女大学生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读《幽会的房子》，甚至，为什么不，少年骑在水田中央的黑色水牛上，辨认亨利·德科兰特伯爵在布罗塞里安德森林，在布列塔尼，在世界另一头的骑士式的冒险。”

　 　他说对了一半，在广州的小餐馆中，确实会出现女大学生，手捧《幽会的房子》，架着副水汪汪的大眼镜，象阅读圣经那般虔诚，但这还是表象，中国人比欧洲评 论家更不懂罗伯-格里耶，这些浮在水面的知音，本质都是抄袭者和意淫狂。曾几何时，罗伯-格里耶成为城市小资的装饰品，在我年少轻狂的年代，曾与某女文青 互聊起彼此的文学志向，她声明要做中国的杜拉斯，我只能厚颜无耻的表白，自己将成为中国的格里耶，语毕我狡黠一笑，无形中感到自己升华了，于是甚是得意。 事实上我只深读过《橡皮》的前言，并确信如我等读者，在中国并非个例，而是喧哗的大多数。欧洲评论家说过，罗伯-格里耶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作品，大多 与“叙事复杂的色情小说”无异，色情不是阻扰阅读的原因，叙事复杂才是票房毒药的根源，即使“精通”理论如我辈者，亦无法承受兀沉无趣的描写，进而丧失了 阅读兴趣。我们热爱罗伯-格里耶，更多是他的传闻与身份，罗伯-格里耶自命新小说之父的狷狂，很容易吸引青春期的读者，读者津津乐道他的叛逆，妻子所揭密 的SM倾向，最商业化的新小说作家，导演与小说家的双重身份，新小说派的内讧，以及他的外型，包括沧桑的脸、浓密的胡须，让罗伯-格里耶看着象个小丑，行 为却貌似圣人。

　　中国大陆1979年引进了《橡皮》，应该是罗伯-格里耶首度登陆中国，柳鸣九在其编选的《新小说研究》序言上评价，这样 一个在反映社会生活上、在社会思想意义上有明显缺陷的流派，不足以成为文学上的典范与楷模。但是他低估了中国作家的狡猾，与演员一样，他们都是手拿行业执 照的职业骗子，谎言和抄袭乃是日常工作，早忘记了廉耻为何物。翻阅中国的先锋派小说，会惊奇的发现，无论格局还是技巧，几乎与《橡皮》毫无二致，而且质量 要低劣得多，堂而皇之的抄袭让很多作家暴获大名，并且享受利益至今，引用刘小枫的话，便是“在八十年代的中国，他的成名作《橡皮》也是广受关注和竞相模仿 的文本，但也像其它的模仿一样，只出些非驴非马的东西。”我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期，流行过一种说法，中国先锋小说用10年时间，走完了100年的世界新文学 史，我对此言论只能作如是理解，中国文学用十年时间，复述了世界文学史一遍，复述是无创意的简单劳作，复述的作品与贴着外国商标的MIDE IN CHINA并无区别，我曾经在一个月里临摹了，从钟繇到康有为的字帖，我没胆量宣称，自己一个月走完了几千年的书法史。

　　罗伯-格里耶尸骨未寒，这时候菲薄他的中国弟子，有些不合时宜，但刻薄一下又能如何，既得利益者不会听到曹溪佛唱，他们血管里流的都是冰渣子，而罗伯-格里耶声称，我从来只谈自己，不及其他。

□ 韦芈

流放这个名词，很多国人通过一部水浒传开始知晓，水浒中许多好汉都接受过流放待遇，如武松被发配沧州牢城营，宋江被发配江州，卢俊义被发配沙门岛，杨智发配去大名府，其中最精彩的当属林冲充军沧州的经历。水浒中时闻“贼配军”三字，一般口吐此三字经者，都是不起眼的配角，董超、薛霸两位就是，押送林冲前往沧州就是这两位老兄，在宋代押送犯人是个苦差，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时代，差役也是一路步行，与罪犯的区别就是不用带刑具，宋代的规矩，凡公人押解囚犯到客店歇夜，店家不得收取房钱，住店不花钱，伙食问题还需要自行解决，差役一般是自己做饭，这样做既能节约经费，同时避免中了不法店商的蒙汗药，进而成为人肉包子。董超、薛霸是两个不合格的差役，在水浒传第八回这两位登场亮相，他们出场就接受了虞侯陆谦的贿赂，要在半路上做掉林冲，董薛两公能接下这个活，一方面是贪图陆谦送的十两金子，更重要还是怯于陆谦背后的势力，在水浒第八回中，董薛二人初见陆谦就有过段对话，陆谦开门见山的说：“我是高太尉府的心腹虞候陆谦。今奉太尉钧旨，把这十两金子送给二位。望你们两个就在前面僻静去处，把林冲结果 了，就近讨一纸回状，回来就是了。如果开封府有什么话说，太尉自会关照。”在这之后两人中比较有善心的董超说道：“恐怕使不得。林冲年纪又不大，怎么走出不远就死了？”而薛霸兄则揭开了事情的本质，他说：“老董，你听我说：高太尉要是叫你我去死，也只得依他，何况又送金子给俺们。你不要多说了，落得做人情，日后太尉也有照顾俺们的时候。”陆谦是谁，高太尉的心腹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上头有人，而且现在的高俅已经不是刚出道时候的球星身份，而是掌握实权的重臣。这事情难度很大，林冲虽然沦为配军，但其出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属于弓马娴熟，手下有弟兄的狠角色，董超薛霸在野猪林这出里，还是走的智取这条道，利用林冲不想造反的心理，下几个阴招，先用开水烫脚，然后有用新草鞋让他走不动路，这一番铺垫后，终于到了野猪林，这两位终于要痛下杀手，要用水火棒结果了林冲性命，未想半途出来个鲁智深，两位配角差点就挂了，反是亏得林冲力保，才苟活下性命，但以后的行程中基本就是钟点工的角色，水浒中写道，“遇着客店，早歇晚走，都叫那两个公人打火做饭，谁敢不依他？”公务员做到这份上，当真是人民公仆了。连起码的尊严都丧失了。

林冲所去的沧州，据考证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沧州市，沧州是中国著名的武术之乡，《汉书》上记载过太守龚遂，治理沧州时卖刀还犊的政令，可见武风炽盛源远流长。历史上素有镖不喊沧之说，以前镖行保镖分为几种，其中有种名为明镖，一路打着旗号，报出自己镖局的名号，敢走明镖的都是人缘好实力足的大镖局，但实力再大的镖局只要路过沧州，都要把旗帜摘下来，把嘴巴闭起来，安安静静的通过这地界，这是镖行的规矩，一来是表示对武术之乡的尊重，二来此地确实民风飙悍，能少一事当少一事。但沧州和林冲的联系确不大，翻阅正史野史，会发现沧州历来不是流放地，流放地一般在五服之外，也就是去国界戍边，沧州确不属于这个范围，当然也有部分是服徭役的，就是参加市政建设，但林冲后来在沧州的经历，否决了徭役的可能，由此可推断林冲流放沧州当属小说家言，至于为什么施耐庵会选择沧州，笔者妄断当为江湖之别称，代表林冲就此告别殿堂堕入江湖，沧州两字在古代也指代文人隐居的水边小村，兼为江湖之意，陆放翁《诉衷肠》一词，最后三句为“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沧州”，其中沧州二字便是此含义。明代王明阳先生的“天涯岁暮冰霜结，永巷人稀罔象游。长夜星辰瞻阁道，晓天钟鼓隔云楼。思家有泪仍多病，报主无能合远投。留得升平双眼在，且应蓑笠卧沧洲。”用反讽的手法，将沧州二字的含义表达得更为清晰。

林冲具体的流放地，训诂考证无甚意义，宋代是个流放大朝，在流放最高峰的孝宗年代，全国的流放人口达数十万之多，生活在宋朝，被强行纹面的概率很大，北宋初期的宋真宗年代关于刺配的法律规定有46条，到北宋后期的仁宗时代有170条，而到南宋时竟多达570条。作为一种附加刑，黥刺被广泛应用，特别是流刑和充军、黥刑更是必备，黥刺方法多种多样，初犯者刺在耳后，那时人都留长发，鬓角可以遮挡住，若是再犯就不客气，直接刺到面部，而且刺的图案也严格区分，流刑徒刑犯刺方形，杖刑犯刺圆形，直径不过五分，也有刺字的，强盗犯、窃盗犯在额上刺“盗”、“劫”等字样，脸颊上还往往刺有发配地点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，刺的是两行金印，因此醉打蒋门神时，武松先用膏药贴住脸上金印，防止被他人识破身份。《宋史•刑法志》中说：“配法既多，犯者日众，刺配之人，所至充斥。”要分辨刺配犯和普通民众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脸上的刺字。还是在野猪林这段中，陆谦就吩咐董超薛霸，明天办了这件差事，定要揭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回来做表证，陆谦再包给二位十两金子相谢。专等好音，切不可相误。宋代发配犯人要脸上刺字，俗称为打金印。刺字是当时罪犯的身份证，意在毁人面目，留下终身耻辱印记，但此行历来多有争议，南宋的洪迈就指出：“涅其面而刺之，本以示辱，且使人望而识之耳。久之益多，每郡牢城营，其额常溢，殆至十余万，凶盗处之恬然，盖无所耻也。”要消除金印有“艾炙”或“药取”之法，大宋提刑官宋慈在《洗冤集录》中写到，用竹子打击身上炙过的地方就可以看出原来刺的字或图形，当然这一方法仅限于验尸，平时总不能无端用竹子抽人脸吧，万一遇上李逵这般狠角，非得让尔挨上两板斧，再细细的剁成臊子不可。
刺配集刺、仗、流于一身，林冲在出发前就吃了二十脊仗，小说中写道：“当时正是六月炎暑天气，林冲被打二十脊杖，开初倒也还能忍受，过了两三天，棒疮发了，一步挨一步地走不动。” 明人丘浚《大学衍义补》中说：“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，既杖其脊，又配其人，而且刺其面，是一人之身，一事之犯，而兼受三刑也。”黥刑是中国古代的常规刑法，自汉文帝刑罚改革后，以笞代黥刑成定制，隋唐两代彻底停用了黥刑，直到后晋石敬瑭创制刺配，废止的黥刑才渐渐复活。“配刑”在宋代形成制度，《宋刑统》记载，宋代刑罚制度沿制仍为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五刑，但宋初“折杖法”创设，使其刑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。为了解“折杖法”，这里摘录一段《宋史•刑法志》的资料：“太祖受禅，始定折杖之制。凡流刑四：加役流，脊杖二十，配役三年；流三千里，脊杖二十，二千五百里，脊杖十八，二千里，脊杖十七，并配役一年。凡徒刑 五：徒三年，脊杖二十；徒二年半，脊杖十八；二年，脊杖十七；一年半，脊杖十五；一年，脊杖十三。凡杖刑五：杖一百，臀杖二十；九十，臀杖十八；八十，臀 杖十七；七十，臀杖十五；六十，臀杖十三。凡笞刑五：笞五十，臀杖十下；四十、三十，臀杖八下；二十、十，臀杖七下。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，长三尺五 寸，大头阔不过二寸，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。徒、流、笞通用常行杖，徒罪决而不役。”由折仗法可以看出，宋代用刑还是相对宽松的，很多当判死刑的犯人，都改用了配刑，宋代不杀文人是很著名的，所以苏东坡先生能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粒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诗句，当然这诗是在和政敌斗气，但章先生也不能怎么样，顶多把大苏再送远些，宋代刑法相对松弛，主因是当政者的性格，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历为人称道，这体现了赵氏家族的行事风格，如果换作明代的朱太祖，就不是酒桌应酬了，宋朝后期人文渊薮，几位君主多为画家，艺术家一般心态平和，很少行事强悍，当然搞行为艺术的不在此列。
在一般人概念中，宋朝是个受气包，先后被辽国，西夏，金国，蒙古欺负，打仗宋朝不行，但做生意是宋朝的强项，惯用岁币手法谋求偏安，可以毫无惭色的说，大宋王朝以一国GDP，维持了几个政权的财政平衡。造成这个情况，很大因素是人员费用昂贵，与其打仗还不如岁币成本低。一支精锐的常规军，日常维护费用非常之高，即使强盛如罗马帝国，也只能维持十几个职业兵团的开销，在与日尔曼的战争中损失其中三个兵团，竟然无钱补充，以至于就此放弃了大片领土。宋朝是主抓经济的王朝，工杂役需要大量人员，而差役制度的弊端，让百姓避之不及，于是政府将大量杂役，以及官办的盐场、矿坑等场务的工役交由罪犯承担。唐代徒刑最多服役三年，短期劳役对国家需要无所补益，而配刑则为长期甚至终身服役，故宋朝政府可以发展这一刑种，仁宗时商州需要劳动力，所以配犯就去了商州，当时政府规定，今后军人合移配者，并刺配商州坑冶。坑冶务即官办矿山或冶炼作坊。当时除服工役，宋代还将配隶大量送往厢军的本城营和牢城营服杂役，武松就是被送去牢城营，如果表现好还被转充厢兵，哲宗元符元年，就诏告天下，罪人应配五百里以上，皆配陕西、河东充厢军，诸路经略司各两千人止。宋代厢兵主要承担国家各种杂役，采取役兵方式，宋哲宗的这一特诏，不但大赦了天下，还为国家节约下很多军费，当算是一举两得。刺配弥补了折杖法实施后的刑罚等级缺陷，为国家增加了劳动力，但配隶大量行用，同时给州县带来经济负担，对逃亡的配隶地方政府故意不加缉捕，这些人重新沦为罪犯后，其中很多成为后人熟知的英雄好汉，这点弊端却是出于当权者的意外，但配刺制度能沿用到清末，应该说还是利大于弊端的，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听到，发配宁古塔于披甲人为奴的台词，这就是清代的流放了，至于是否沿用黥首，倒是未考证过。

□ 韦芈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前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王安石的元日诗，二十八个字写尽了春节，从而成为千古佳篇。除夕是团圆之夜，中国人难解一个团圆心结，即使人在天涯，除夕之夜也要赶回家中，如果不幸耽在客旅，难免会生出“旅馆寒灯独不眠，客心何事转凄然。故乡今夜思千里，霜鬓明朝又一年”的哀叹。
在我儿时的回忆中，春节是嘈杂与喜庆的结合，到处都是爆竹声响，从除夕开始一直延续到节日过完，与其呼应的，还有响彻在街头巷尾的刀砧声。春节所求无非是全家团圆，刀砧声便是年夜饭的前奏，腊月三十的这顿晚餐，不光为了大快朵颐，更是阖家团圆的机会，说起除夕的刀砧声，想到邓云乡所撰的《燕京乡土记》，记载了关于除夕的一则故事，文中写道有人为躲年关，三十晚上一直在外，家中瓶粟早罄，年货毫无，妻子哄睡了孩子，听得邻家砧板声起，痛苦之极，便拿起刀斩空砧板，眼泪潸潸而落。这般惨况，多数人从未经历过，春节对于国人来说，是一年中最大的喜庆，我家的一些亲戚并不在上海，也只有到了春节，才能见到分散在天南地北的他们，而且饭桌上，还能收到上海未见过的礼物，也是当年我盼望春节的重要原因。
年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义是“谷熟也”，与农业收获关系密切，春节还有守岁的习俗，岁最早的字面意思是收获庄稼的农具，尔雅释天中说到夏曰岁，商曰祀、周曰年，有人曾考证与三个朝代的文化习俗有关，当然也有将其和历法关联的，由于古代文献缺乏，春节具体起源已无从考据，学界分歧众多，其中最主要的三种，分别是“源于腊祭或蜡祭”、“源于巫术”和“源于鬼节”，也多为假设。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节，都与宗教有关，比如我们熟悉的圣诞节，便是耶酥生日，伊斯兰教更有八大节日与宗教有关。春节作为中国第一大节，却是个纯粹的自然节日，与宗教毫无瓜葛，只有喝腊八粥稍有宗教情节，但今人对此多不知晓，也就把腊八粥当作种富于营养的食品来看待。腊八节从宋代开始引入了佛教因素，传说佛祖因牧女煮的乳糜粥而得救，终于腊月初八成道，为纪念此事，人们在腊月初八煮粥献佛，宋人吴自牧《梦梁录》对此有所记载：“此月八日，寺院谓之腊八。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，名曰腊八粥。”宋代祝穆所写的《事文类聚前集》则提到：“皇朝东京十二月初八日，都城诸大寺作浴佛会，并送七宝五味粥，谓之腊八粥。”北宋时代的腊八粥是用五种谷子熬成的，便是《梦粮录》中说的五味粥，到了南宋原料是胡桃、松子、乳覃、柿子、栗子等。

因为年代悠远，很多春节旧俗现已不存，如王安石诗中提到的屠苏酒，屠苏是种药酒，相传是华陀所创，以大荒、白术、桂枝、防风、花椒、乌头、附子等药材入酒酿制，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屋子就名为屠苏屋，每年腊月孙思邈都送邻里药酒，请大家除夕进饮，以防疾病瘟疫。春节饮屠苏酒的风俗，宋代最为盛行，除了王安石的元日诗，还可以从很多诗歌中窥出印迹，苏辙《除日》诗道：“年年最后饮屠苏，不觉年来七十余。”苏轼在《除夜野宿常州城外》诗中写道：“但把穷愁博长健，不辞最后饮屠苏。”两首诗同时提到了最后饮屠苏这几个字，这牵涉到一个有趣的风俗。中国是个讲究长者为尊的国度，在饮酒时总是从年长者开始，唯独屠苏酒相反，却是从最少者开始，苏氏兄弟在创作这两首诗时年岁已高，苏辙更是过了古稀之年，列在最后也是理所当然了。董勋对此有过解释，少者得岁，故贺之。老者失岁，故罚之，据说日本目前还保留着喝屠苏的习俗，至于是否遵循少者先，长者后的次序，我便不得而知了。

除夕之夜吃完团圆饭，接着就到守岁了，以前守岁，全家聚饮花椒 、屠苏酒 ，吃五辛盘，现在大家看春晚，看赵本山，风俗延续总还是末节，本质并无区别，只是形式略有差异。西晋周处的《风土志》是最早记载守岁的文献，《风土志》记载道，除夕之夜，各相与赠送，称为馈岁；酒食相邀，称为别岁；长幼聚饮，祝颂完备，称为分岁；大家终夜不眠，以待天明，称日守岁。对年长者而言，守岁意义在于为辞旧岁，而年轻人守岁，则为迎新年，其中心态差异颇为微妙。范成大《卖痴呆词》中描述道，除夕更阑人不睡，厌禳钝滞迫新岁。小儿呼叫走长街，云有痴呆召人卖。就写出了其中不同，除夕对于孩子来说，还有另一桩好处，这天通宵不睡，家人不会管着太紧，即使睡了也会被鞭炮惊醒，何况守岁乃是头等大事，孩子总在祈盼成年，坡翁乃是解人，他写了首诗，描述了这层意思，儿童强不睡，相守夜欢哗；坐久灯烬落，起看北斗斜。首句中的强字，当真是惟妙惟肖。